当前位置: 首页 >金融百科 > 详情

无形的枷锁——释放奴隶信托

释放奴隶信托是遗赠信托的一种,也是遗嘱解放(manumissio teastamento)的一种,主人通过遗嘱责成受遗赠人(也是受托人)在某一段时间(例如立遗嘱人死亡后)履行释放奴隶的义务。

1、一种变态的他益信托

这种释放奴隶信托,有现代信托的影子,但在结构上和用益制度和现代信托都有很大区别。众所周知,信托分为自益信托和他益信托,自益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是同一主体,而他益信托则有三个主体:委托人、受益人和受托人。

但是释放奴隶信托信托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是一种变态他益信托。

说他是变态的他益信托不是指这个信托的心理是扭曲的,是变态的(Adj.),而是指信托的结构在运行中发生了变化。释奴信托的委托人是立遗嘱人,受托人是受遗赠人,信托财产是奴隶。但是奴隶一旦释放,就从财产转化为受益人。受益人在奴隶释放之前是潜在的,等释放行为发生之后才形成具有自由人权利的受益人。

而信托的受托人也会成为受益人。在古罗马商事活动中,有一种特有产(peculium)制度,主人或者“家父”往往通过授予奴隶或“家子”一笔特有产承担有限责任。主人和“家父”有权取得奴隶和“家子”通过经商活动所取得的利润,而仅在出资范围内对奴隶和“家子”所欠下的债务或亏损承担责任。也就是说,释放奴隶的人成为奴隶的庇主之后,可以享有许多经济上的利益。但受托人成为受益人也是在奴隶被释放这个行为完成之后才产生的,在奴隶还是财产之时,这种关系是隐蔽的。

2、释奴信托的历史背景

释放奴隶或设立释奴信托是不是奴隶主大发慈悲而产生的呢?首先,不可否认有道德的因素——一部分奴隶主是品德高尚且富有同情心的,他们为了在死后得一个善人的名头而释放奴隶。其次,两次西西里奴隶起义和举世闻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首先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迫使奴隶主给予奴隶一定的权益。

▲斯巴达克斯的最后一战(本图来源:钱思澈)

但更多的因素在于社会和经济层面。罗马共和国的对外扩张使得西班牙诸省、南部高卢、北非、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建立了行省,罗马人在这些行省也拥有大量地产。拉什邦所著《经济理性主义和公元3世纪埃及的农村社会》(1991)一书详尽研究了罗马时代一个私人农庄信件、账目等档案,表明农庄的经营管理是理性的经济行为,以市场为导向,以牟取较高利润为目的。为了大地产获取较高收益,工作的奴隶也被分为三六九等。例如有些能力较强的奴隶担任农庄的经理人角色,甚至可以与主人同桌吃饭。但是,释奴虽然获取了人身自由,但是仍与主人或者庇主保持联系,慕瑞森(H. Mouritsen)指出,大部分的释奴需要依赖原主人在资金、店面等方面的支持。释奴需要承担一系列的义务,例如之前讲到的的特有产的利润上缴义务。此外,奴隶主释放奴隶为各城市从富裕释放奴那里开辟一条财源:释放奴得到荣誉与称号需要向城市缴纳一笔金额不菲的。奴隶丢掉了有形的镣铐,却套上了一副无形的枷锁。

3、公共奴隶信托和释奴信托受到的限制

罗马许多城市有公共奴隶(servi publici),也就是市政府或者国家的奴隶,类似市政管理的文职人员。奥古斯都的女婿兼助手阿格里帕(Agrippa)曾用自己的奴隶来管理、维护他督建的水道。阿格里帕死后,这批奴隶就遗赠给了奥古斯都,后者又把他们转交给了国家。这种情况在政府中比较常见,但是有较浓的行政色彩,并不能反映整个古罗马社会经济的情况。

释奴信托符合古罗马经济发展和文明社会人道主义的要求。但是仍受到国家的限制,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奥古斯都的道德法,这是维德曼所提出的。由于罗马共和国后期,奴隶主生活骄奢淫逸,而且热衷于炫耀财富。拥有多少奴隶,释放多少奴隶是财产和身份的象征,因此很多奴隶主在死前想来一次“蹬腿前的炫耀”,这正好撞到道德法的枪口上。第二是社会秩序的需求。加德纳(Jane Gardner)认为大量无原主人约束的释奴可能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第三是奴隶供应的问题。谢德尔(W. Scheidel)认为,罗马帝国建立后,对外扩张基本停止,奴隶供应的主渠道从对外俘虏变为自我繁殖,大量释放奴隶必然影响到奴隶的供给,造成劳动力短缺。

因此,古罗马的富菲亚-卡尼尼亚法(lex Fufia Caninia)对于释放奴隶的数量进行限制:

释奴信托虽然对信托的演变有重要价值,但是这种信托在古罗马社会中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普及程度有限。此外,这种信托带有深刻的历史烙印,随着奴隶制度的终结,也终归化为历史的尘埃。


一周热销产品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