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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持股下的股权分割,要区分信托关系和代持关系

1、裁判要点
 

认定公司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确定,婚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婚后完成股权变更登记,仍然应当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信托公司持股不一定就构成信托法律关系。如果双方是以信托方式实现融资目的,且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委托人是信托事务的决策人、股权的所有人,信托公司仅是提供必要的事务协助或服务,不主动承担股东权利义务的,应认定双方是股权代持关系,而非信托法律关系。

2、基本案情

 

2.1、李某与冯某系再婚夫妻。再婚前,李某于2004年6月28日与无锡市国资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资委将机械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李某等人,其中李某受让51%股权。因李某无力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当时仅实际受让5%股权,其余46%股权通过向信托公司融资购买且登记在信托公司名下。

2.2、《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李某与信托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贷款专项用于借款人李某委托贷款人信托公司受让机械公司46%的国有股权所需的款项。同日,李某与信托公司签订《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另为保证《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手续费、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偿还,李某作为出质人又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受益权质押合同》,将《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享有的信托受益权质押给信托公司,为贷款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

2.3、婚后,李某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股权分红偿还股权融资款。

2.4、后李某死亡,李某的继承人因继承纠纷诉至法院。其妻冯某认为李某在婚后取得的机械公司46%股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将其享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析出后再继承分割。

2.5、江苏高院二审认为李某取得的机械公司46%股权是其婚前个人财产。冯某不服,提出再审申请。江苏高院经审查,驳回其再审申请。

3、争议焦点

 

李某婚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婚后进行登记的46%股权属于其婚前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信托公司与李某之间形成的是信托关系还是代持股关系。

4、法院裁判思路

 

一、法院认为对于案涉46%股权属于李某婚前财产还是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争议,实际是对股权权属的争议。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取得股权有两种形式,一是原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或增资中通过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取得股权及股东资格;二是继受取得,即从他人处受让股权;继受取得不以实际缴纳出资款为要件,只要有效受让股权的事实存在,即可认定受让人已取得股权,股权登记并非股权取得的生效要件,仅产生相应的对抗效力。本案中,国资委与李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其出让51%股权,该合同生效时,李某即取得股权。机械公司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是对其股东身份的确认。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李某尚未与冯某登记结婚,故案涉股权应属李某再婚前的个人财产。

二、法院认为信托公司与李某之间形成的是代持股关系,信托公司仅为案涉46%股权在工商登记资料上记载的股东,理由有如下三点。

(1)《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的签订是为了保障贷款的清偿。李某是因为实际缴纳出资的能力有限,所以才与信托公司签订《贷款合同》,通过向信托公司融资的方式支付受让股权对价。从上述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内容看,两份合同系一个整体,其目的是以李某享有的股权投资资金信托收益权即公司按股分配的红利收益作为贷款债权的质押担保,而股东变更至信托公司名下,系依照合同约定加固贷款债权的具体措施,目的仍为保障《贷款合同》项下款项的清偿。

(2)李某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仍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信托关系受托人均确认李某的股东资格并未解除。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及交易安全出发,确认股东资格以工商登记作为主要证据;而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综合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对股东身份的认知,股权的实际行使状态等实质性特征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工商登记资料仅具有一般证据的效力。本案中,公司在《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签订后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中,仍确认“李某出资4275.23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1%”。该记载内容表明,尽管案涉股权登记在信托公司的名下,但公司仍确认了李某的股东身份。

(3)李某与信托公司之间不符合信托法律关系。根据《信托法》第二条的规定,财产权是否转移及受托人是否以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身份及名义履行受托职责,构成识别信托关系的核心要素。但在本案中,从案涉《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并不符合信托关系的构成要件。《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行使对公司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董事及监事的选举、盈利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时,必须得到委托人的书面意见,按委托人的意愿行使;在行使如股东转让出资、公司合并与分立、公司解散与清算、修改章程等股东权利时应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行使,受托人不得违反合同的约定处置信托财产”,而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信托公司经办人员是根据李某等人的指示再决策,表明信托公司已放弃其依据信托法律关系应履行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李某才是信托事务的决策人、股权的所有人,李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5、案件来源

 

李某1、李某2等与冯某法定继承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2014)苏审三民申字第00934号 】

6、实务经验总结

 

在婚姻继承案件中,对于股权归属的认定有其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依据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公司股东名册的记载,或工商登记来确定,须根据股权取得的方式和时间、取得股权的资金来源、夫妻双方对于股权的取得是否有合意等方面综合考虑。例如本案中,涉案股权虽然是婚后登记至李某名下,但实际来源于李某婚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应当属于其婚前个人财产。类似情况还有,一方婚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法院一般也是根据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来确定房屋的权属,而非产权登记时间。

实践中,信托公司开展了大量的融资业务,委托人与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之间到底形成的是信托关系还是其他法律关系,须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合同实际履行等情况综合判断。如果是信托关系,相关信托财产不再属于委托人的财产,委托人离婚或死亡时,信托财产不能作为委托人的财产予以分割或继承。如果委托人与信托公司形成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信托法》第二条的规定,则应当以双方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7、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五条

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以下为江苏高院关于本案争议焦点的判决原文

一、本案争议的46%股权应认定为李某再婚前的财产。

(一)双方当事人在本案中对于案涉46%股权属于李某婚前财产还是李某与冯某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争议,实为对股权权属的争议。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是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是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共同表明,当事人取得股权有两种形式,一是原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或增资中通过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取得股权及股东资格;二是继受取得,即从他人处受让股权;继受取得不以实际缴纳出资款为要件,只要有效受让股权的事实存在,即可认定受让人已取得股权,股权登记并非股权取得的生效要件,仅产生相应的对抗效力。本案中,无锡市国资委于2004年6月28日与李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其出让无锡市机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械公司)51%股权,该合同生效,则李某取得股权。机械公司于2004年8月10日向李某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就是对李某股东身份的确认。李某与无锡市国资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尚未与冯某登记结婚,故案涉股权应属李某再婚前的财产。

(二)国联信托公司与李某之间形成的是代持股关系,信托公司仅为案涉46%股权在工商登记资料上记载的股东。

1.案涉《无锡市机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的签订目的是为保障贷款的清偿。李某通过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继受取得机械公司51%股权,合同生效即李某取得股权,但因李某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实际缴纳出资的能力有限,故其以与信托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的方式,通过向信托公司融资支付受让股权对价。前述事实既有无锡市华东产权交易中心于2004年8月6日确认李某占51%股权计合计付款4275.232万元的事实为证,亦有李某与信托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为证。《贷款合同》约定贷款专项用于借款人即李某为代表人的17位自然人的集合体委托贷款人即信托公司受让机械公司95%的国有股权所需的款项。该合同另约定,为保证《贷款合同》项下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手续费、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偿还,由借款人的授权代表作为出质人与贷款人作为质权人,另行签订编号为GXC04-ZY05JXZC的《信托受益权质押合同》,将根据编号为XJX040024号的《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享有的信托受益权质押给贷款人,为贷款的偿还提供质押担保。信托公司、李某于同日既签订《贷款合同》,又签订《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从合同的签订时间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可见,2份合同构成紧密联系的整体,同日内前后相继签订2份合同的目的是以李某等人享有的股权投资资金信托收益权即机械公司按股分配的红利收益作为贷款债权的质押担保,而2004年8月的股东变更登记,系依照合同约定加固贷款债权的具体措施,目的仍为保障《贷款合同》项下款项的清偿。

2.李某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仍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公司、公司其他股东、信托关系受托人均确认李某的股东资格并未解除。在涉及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从保护善意第三人及交易安全出发,确认股东资格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登记作为主要证据;而在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时,应遵照意思主义原则,综合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对股东身份的认知,股权的实际行使状态等实质性特征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工商登记资料仅具有一般证据的效力。本案中,机械公司在2004年8月10日即《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签订后出具的股东出资证明书中,仍确认“李某出资4275.232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1%(其中46%股权根据其签署《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在办理工商登记时委托信托公司持有)”,该记载内容表明尽管案涉股权登记在信托公司的名下,但机械公司仍确认李某的股东身份。而《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对股权行使的约定及一审法院对信托公司经办人员所作调查笔录的内容均可见,李某在信托关系存续期间仍实际享有与机械公司51%股权相对应的公司决策权、管理权,符合享有股东资格的实质特征。

3.信托公司并未实际取得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财产权是否转移及受托人是否以信托财产所有权人的身份及名义履行受托职责,构成识别信托关系的核心要素。而从案涉《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的约定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并不符合信托关系的构成要件。案涉《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的签订背景具有特殊性,即信托公司经办人员所称“当时机械公司列入国企改制计划,李某等17人受让了机械公司全部股权,市国资委要求我们发挥支持作用,资金上支持改制”。《股权投资资金信托合同》约定“受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行使对公司经营方针及投资计划、董事及监事的选举、盈利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时,必须得到委托人的书面意见,按委托人的意愿行使;在行使如股东转让出资、公司合并与分立、公司解散与清算、修改章程等股东权利时应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行使,受托人不得违反合同的约定处置信托财产”,而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信托公司经办人员确认“是根据李某等人的指示再决策,通常情况是通过股东会解决,经李某签字后,再由我们签字”,据此应认定信托公司已放弃其依据信托法律关系应履行的股东权利义务,李某才是信托事务的决策人、股权的所有人,李某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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